知行统一，活到老学到老的毛主席，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在读书

文/刘庭华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集政治家、革命家、战略家、军事家、思想家、哲学家、杰出诗人和书法家于一身的伟人，主要归功于他博览群书，永不满足；以书为伴，爱好终生；批判汲取，学以致用；超常的读书记忆力和独特的创造性思维（想像力、抽象力）。
一、毛泽东读书的主要特点
（一）博览群书，永不满足
周恩来说：“学习，也正是毛主席的一个特点。他就是日夜不息地学习，他从来也没有感到满足过，他常常说这方面不会还要学习，那方面不会还是学习。……毛主席的学习态度，他自己的口号是‘实是求是’。他是最老实的，是则是，非则非。”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会错的。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的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
1、“有了学问，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毛泽东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深有体会：“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他之所以能够站得高，看得远，战略眼光总是高人一筹，这与毛泽东的刻苦学习、博览群书、永不满足密切相关，这也是他成为中共领袖的一个重要条件——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埃德加·斯诺在谈到中国历史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作用时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现状和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是毛能够战胜所有对手的一张重要王牌。这种说法不能说完全科学准确全面，但却形象生动地说明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文化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它所产生的世界影响。例如：
第一，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党内有人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时，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就明确指出，“工农武装割据”政权发展到“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他坚信：“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发展的必然结果，“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毛泽东修改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清样（部分中央档案馆藏）。
第二，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中国抗日战争三阶段的进程、每一个阶段作战形式的异同及其结局的科学预测，充分反映了作为战略家、军事家毛泽东的伟大与英明，这与毛泽东熟读中外军事理论著作密不可分。七七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当时大而弱的中国能否取得抗战的胜利？如何才能取得胜利？今后的进程如何发展？在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大问号。蒋介石把八年全面抗日战争分为二期抗战（所谓前期、后期，或第一期、第二期）。历史证明，蒋介石的分法是错的。
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和有识之士也非常赞同毛泽东提出的观点。白崇禧认为，毛的理论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他把自己学习《论持久战》的体会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转达，蒋对此也十分赞成。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得到蒋的同意，由军委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傅作义读《论持久战》后，感到抗战中的重大问题都找到了明确的答案，便让其全军军官及干部学校学习之。……等等，不一而足。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2、“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独立思考，寻根问底
毛泽东读书有四多：多读、多想、多写、多问。他读什么书，都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从不盲从，总是问一个为什么，他有一句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毛泽东认为，读书既要有大胆怀疑和寻根问底的勇气，又要有保护一切正确东西（精华）的决心。
例如，1958年，刘少奇曾以唐朝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一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作为古代官吏禁止带家属的例证。毛泽东觉得不妥，为查明此事，不仅翻阅了《全唐诗话》等书，还专门查阅了《旧唐书·列传·贺知章传》，发现贺传中并无不带家属的记载，毛泽东随即写信给刘少奇，陈述自己的看法，并送去载有贺知章传的那本《旧唐书》。
又如，对于中国哲学史上儒家“中庸”观念，毛泽东在1939年5月版的《哲学选辑》中批注：“中庸”的合理性，在于肯定事物的安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辩证法的一个要素，但“中庸”整个（整体）地是反辩证法的，因为它害怕量变引起质变，把旧质绝对化，即把平衡作为追求事物最高目标，否定斗争、变革等，反对革命。所以，“中庸”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毛泽东对“中庸”概念的一分为二的看法，十分独特，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别说中国古代几千年哲学史上无人提过，近代以来也是第一人，值得人们进一步探讨。
3、读书突出重点——抓主要矛盾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致信同学说：“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精通而后专门。”他认为对中国历史文化经典，“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毛泽东一生读书的特点、成就说明了他努力实践这一目标。例如，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总结讲话中说：“我们要精通就把这五本书（指《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一两句，一年看不通看两年，两年看一遍，十年看五遍。”1948年9月，毛泽东在谈到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时强调：“……如果要求大家读全部马列选集，也不现实。精通不等于多读，不要太多，多则不灵。”
（二）以书为伴，爱好终生
毛泽东的才能和智慧，是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换来的，它既是毛泽东丰富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升华与结晶，也是毛泽东一生以书为伴、勤奋、刻苦好学结出的硕果。

◆毛泽东写在《资本论》上的批语。
1、活到老，学到老
“活到老，学到老”，是毛泽东经常说的一句中国俗语，可以说，他自己是这方面的光辉典范，这是他能之所以成为集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杰出诗人和语言大师于一身的一代伟人的主要原因。193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讲话中说：你学到100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能说“我已经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再学下去。这里，毛泽东把个人的学习推延、提高到整个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崇高任务上。
据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逄先知（1950年冬~1966年夏给毛管理图书报刊）的回忆，毛泽东跟书籍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不管是办公室、卧室、游泳池休息室，还是在北京郊外住过的地方，或者外出调查、出访，都带着许多书。杭州、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庐山等图书馆，都留下了毛泽东借书的记载。
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就以勤奋、刻苦而闻名。每天早晨天不亮先到操场跑步，然后冲冷水浴，6时许准时朗读古文诗词；晚上9点等同学们都入睡了，毛泽东则到楼道的电灯下继续读书。
每年寒暑假期，所有学生都离校回乡，而毛泽东并不回家，他通过关系，借居住在岳麓山下湖南大学筹备处的半学斋，邀合几个同学住在一起，终日读书，有时到爱晚亭或爬上顶峰的云麓宫去讨论，可谓“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一个假期的收获，胜过在校一年的学习。
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仍想方设法收集马列著作等。1929年秋，毛泽东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曾给上海的中央负责人写信，请除寄党内刊物《红旗》外，并要求寄《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他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李立三写信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反杜林论》的中译本是在1932年4月中央红军打下漳州时收集的，他非常珍惜，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都一直带在身边，没有丢失。

◆尽管条件非常艰苦，嗜书如命的毛泽东从不放过一点空闲时间。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前阅读斯大林著作。
在长征路上，毛泽东患病的时候还躺在担架上读马列主义的书。据长征路上同毛泽东一起行军的刘英（张闻天的夫人）回忆，她亲眼目睹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感人情景：“毛主席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打杠杠。有时通宵地读。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有一次，主席对我说：‘刘英，实在饿，炒点麦粒吃吧！’毛主席就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麦粒吃。”刘英的生动回忆，毛泽东刻苦读书的情景跃然眼前！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发愤读书的情况，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有生动的描述：“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斯诺的访谈是1936年10月～1937年春夏期间，此时，毛泽东正在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的资料准备工作。
在延安，毛泽东就在离自己住处不远的一排平房里建立了一个小图书室，配有专人替他管理，后因日机轰炸，搬到一个很深的窑洞里保护起来。1947年从延安撤退时，别的东西丢了很多，但他的书籍，除一部分在当地埋藏起来，大部分，特别是他写了批注的那一些，虽经辗转千里，最后都搬到了北京。
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毛泽东的书总共还不到10个书架，到1966年时，毛泽东的藏书已达几万册，建立了一个门类相当齐全的藏书室，除马、恩、列、斯和鲁迅的全集外，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四部备要》《万有文库》《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各种世界名著译丛书，等等。但仍不能满足毛泽东读书的需要，他还要他的图书管理员到图书馆替他去借书。1958年，毛泽东在北京图书馆办了一个编号为“第一号”的借书证。

◆毛泽东读的最后一本书是《容斋随笔》。
80岁左右（1973年前后）的毛泽东，虽然身体衰老了，视力减退了，但他读书学习的精神丝毫未减，追求知识的欲望仍然非常强烈。1973年80岁时还同杨振宁讨论物理学的哲学问题——物质可分是无穷无尽的。1975年他的视力有所恢复后，他重读二十四史、鲁迅的杂文等。到1976年，他还要英国人李约瑟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至三卷来看。据当时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徐中远回忆，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时段，看的最后一本书是《容斋随笔》（宋·洪迈著），时间是1976年8月26日，最后一次读书的时间是1976年9月8日，也就是临终前的那一天的5点50分，是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读的，共读了7分钟。换句话说，毛泽东是在他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结束了他一生中从未间断的读书生活！实现了他“决心学习，致死方休”的誓言。
2、“要让读书占领工作以外的时间”
毛泽东对读书的时间、地点不讲究，只要有空就读，他自己说，“要让读书占领工作以外的时间”，读书要有一股挤劲、钻劲。“在忙的中间，想一个法子，叫作‘挤’，用‘挤’来对付忙。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
例如，1958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下午一到成都，他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都江堰水利述要》等地方志书籍阅读。会议期间，他还挑选唐、宋两代李白、杜甫、苏东坡、陆游等15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47首，明代杨基、杨慎等13人写的18首诗词，印发给与会同志。

◆1957年初春，毛泽东在杭州刘庄与秘书林克正在学习英语。
再如，学外语，毛泽东在延安时曾经自学过英语，但由于严酷的战争环境，他的学习受到很大的限制。新中国建立后，学习英语成为他的一种爱好。——与教员对读，如《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英译本，或带着字典学习英译政论书刊，或赋诗、练习书法等。
总之，他的大脑除了睡觉以外，一刻也不会停顿下来。
3、习惯：批注、划杠、写心得体会与变换读书内容
批注、划杠及各种符号、随即写下心得体会与变换读书内容，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重要方法，或者说一个突出习惯。
二、毛泽东读书的方法、态度与成就
毛泽东读书总的指导思想是：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一）古为今用
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的学习任务，他认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延安整风时，他把学习中国历史与学习马列主义相提并论。
周恩来曾说，毛主席“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以研究毛泽东闻名的美国学者施拉姆认为，毛泽东有关阐述“共产主义的著作，善于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富于文采，从而使共产主义非常通俗易懂于为他的同胞们所接受”。《毛泽东传》作者、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认为，毛泽东的最大成果就是把中国古代已有的“‘共产主义思想’——大同世界的思想，同产生于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毛泽东使马克思主义脱离了欧洲血统，使它获得了在中国的出生证。” “毛泽东迫使西方人认清自己的分量，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美国学者的评价，形象生动地概括了毛泽东把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运用于马列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在自己的哲学和军事著作中，对中国历史典故信手拈来，生动形象地说明哲学原理和军事原则策略等。
《毛泽东选集》第１～4卷中有110多处引用古文，计有《道德经》《论语》《孟子》《左传》《孙子》《列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和《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以及《山海经》《封神榜》《论衡》《文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他善于融会贯通地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典故、成语、诗词、小说、故事、人物中汲取丰富养料，幽默诙谐地用于自己的著述、讲演、谈话等，来浇灌其思想常青之树，称著于世。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兵学中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第一次提出了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的科学命题，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人“后发制人”这一以弱胜强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美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在《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写道：“对毛产生影响的还有佛教和道教——两者都倾向于按照对立面来思考——中的辩证法因素：每一种存在都包含着阴阳的矛盾。”
（二）洋为中用
毛泽东对于西方思想等外来文化，从不采取拿来主义，生吞活剥，生搬硬套，而是把它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消化吸收，推陈出新，为我所用。比如：
1、毛泽东从欧美和日本的军事论著中汲取积极防御的观点，深化了战略退却的思想，提出“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战争指导原则。
2、毛泽东深化和丰富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与政治相互关系的观点，提出了“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的新论断。
3、毛泽东批判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唯心论的不可知论，提出了实施战争指导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
4、提出弱军采取战役战斗的歼灭战，达成战略上的“消耗战”，以削弱强军转变敌我形势的作战方针。
总之，毛泽东的最大成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例如：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诱敌深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论持久战》）。
——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古田会议决议”等）、三大民主（1948年1月《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三大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
——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井冈山斗争时期开始，到1947年10月颁发训令统一）。
——实事求是（《改造我们的学习》《实践论》）。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斗争原则策略（1939年《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论政策》）。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946年8月《和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的谈话》）。
……等等，不一而足。这既是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大胆创造，也是毛泽东进行“科学抽象”、研究写作，将深奥的理论通俗化，实践经验条理化，复杂的原则条文简明化的成果，便于广大干部群众接受、记忆。
所以，基辛格曾对尼克松说：“毛的著作激励了一个民族，改变了世界。”基辛格在哈佛大学当教授时曾指定他的学生读毛泽东的著作，他认为：“毛的身上有一种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他同我认识的所有政治领袖相反，他也不像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记诵而装着即席讲话，或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苏拉格底式的对话，在开玩笑之中带出主要论点，时而富有哲理，时而冷嘲热讽。………”
三、毛泽东读书生活的历史启示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与中国革命战争史紧密相联，它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强调知行统一，即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活读书，读活书，反对死读书
联系并结合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实践而读书、学习，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突出特点。他把学习中国历史传统文化提高到与马列主义并列的高度，认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读书必须同现实需要相联系，为当前的现实服务，这是毛泽东读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他同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堆里出不来的人，大相径庭；同那些言必称希腊，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一点也不懂或者懂得甚少的人，也完全不一样。

毛泽东曾说过，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自己带队伍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一个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败仗，于是总结经验，产生了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军事家，并不是因为他读了多少兵书，而最主要的是他有长期丰富的领导革命战争的实际经验，能用军事理论对战争实践进行总结概括。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可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战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战场就是学校。这是他的切身体会和经验之谈。
1936年10月以前毛泽东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其根据：毛泽东为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准备资料，写信给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刘鼎、叶剑英，要他们广泛搜集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哲学和军事书籍，特别提出：“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和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1965年8月5日毛泽东会见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时说：“在我们党内，读过军事学院的人很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没有进过军官学校的。不要迷信军事学校，只要去打仗，一点也不难学。”他说，自己在参加打仗之前，一本军事书也没有看过，只看过《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没有看过。打过仗以后，那是到了西北之后，为了总结经验，看了一些中国的、外国的军事书。
第二，读写结合，以写促读（读之理解，写则研究）
毛泽东从青少年起就喜欢写作，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晚年他当中共一把手后都没有变，如他在25岁时即创办了被李大钊称赞为“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 的报纸《湘江评论》，经常发表许多针对时弊的视野宽广大气、文笔尖锐老辣的评论文章。1958年毛泽东已65岁，炮击金门时他仍亲自起草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告台湾同胞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等，文章充满激情、恢弘、幽默、讽剌、挖苦，一应俱全。毛泽东是写文章的高手、大师，写作对他来说是一种乐趣，读与写相互结合、促进。毛泽东思想的许多精华、名篇、名言，都是通过他自己写作而产生的。可以说，以写促读，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突出特点，因为写作过程实际上是研究、概括、抽象的过程，是读书的升华，是读书的研究阶段，不写作就形成不了思想体系。

◆1963年10月，毛泽东在长沙住所看书。
第三、广博源于勤奋，成就归于天才（天赋）
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其学识之渊博，完全得益于他超乎常人勤奋的博览群书。单就勤奋、刻苦这点而言，别说一般的领导干部远远不如，就是专门做学问的专家学者来说，能与毛泽东相比的，也寥寥无几。这是毛泽东作为思想领袖的亲和力、魅力所在，无人所及的主要原因。正如斯诺所说：毛泽东对中国现状和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是毛能够战胜所有对手的一张王牌。毛泽东的勤奋（或者说动力）有两个来源：
一是动力，毛泽东从青少年起就立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大志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就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质疑，立志“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1915年1月，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毛泽东当即奋笔疾书：“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二是压力，他当领袖的“岗位压力”。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时，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经验主义” “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等。毛泽东说：“我因此，到了延安就发愤读书。”
另据吕正操回忆，在延安时，他曾听毛主席说：“到陕北时有人议论：张国焘、毛泽东谁的学问大，有的说张国焘学问大。既然群众有议论，还是应该注意嘛！我又发愤读了一些书。”当然，毛泽东读书能作出独创性的历史成就，则是由于其个人的天赋所致，这不是一般勤奋所能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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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统一，活到老学到老的毛主席，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在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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